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土规划便被国家提上议事日程。然而，近30年来，这份“图纸”却始终在搁浅与尘封中游走徘徊。
如今，多年的等待终于有了可期的答案。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日前表示，中国首份国土规划纲要《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1-2030）》（以下简称《规划》）经过3年多的酝酿已上报国务院，有望近期公布。
随着国土空间开发广度和深度的加大，国土开发利用的矛盾日甚一日，加强国土规划工作变得日益重要和紧迫。
“《规划》目前已上报国务院，正等待批复。”作为本次《规划》的咨询专家之一，中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已与《规划》同行多年。“从草案形成到正式送审稿，《规划》前后大约有20稿的修改，其中的数据量已经大得无法估算了。”
然而，“再多的付出也是值得的。”樊杰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建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国家主要关注的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速度、目标、规模。“而在我国大型规划体系的设计和安排中，始终缺失一个开发、保护的整体蓝图。”
“这就相当于我们搬进了一个新家，在没有进行风格与功能设计的情况下，就开始装修、买家具，并准备入住。”樊杰说，国家建设也是一样，没有规划，中国会迷失未来的发展建设方向、开发利用方向和保护整治方向。
樊杰一再强调，国土规划是约束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人在空间开发利用方面的依据和准绳，这也是此次制定《规划》的最终目的。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学者便制定出了“第一版”国土规划方案，然而，由于法律环境和社会发展阶段不尽成熟，规划无疾而终。
“现实的改变让大家愈发感觉到国土规划的重要性。”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陈田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制定《规划》正是基于多年来自身发展现实和他国发展经验的一种科学认知。
近年来，我国对规划工作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一系列战略区域规划层出不穷。然而，各种喜人数字的背后，也潜藏着发展的弊端。
“过去，没有规划的建设是盲目的，如今，由于规划种类繁多且缺乏合理的顶层设计，又出现了规划本身的混乱与无序。”樊杰说。
为此，广东省生态环境和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向《中国科学报》记者指出，《规划》应体现出统筹的理念，比如，要结合耕地红线、生态红线的内容，要涉及土地改革、土地流转以及异地置换带来的问题，并且和粮食安全、土壤污染治理等行动计划结合起来。
的确，在此次《规划》制定中，如何协调各方利益也成为摆在专家面前的一道难题。
在国外国土规划中，通常采用两个“三分制”方法：在规划编制的第一阶段，2/3的时间用于调查研究各方的发展诉求，1/3的时间用于形成规划文本。在规划完成后的第二阶段，2/3的时间用于向各个部门征求意见，进行利益协调，线。
“中国的《规划》制定也在向这个方向发展。”樊杰表示，《规划》涉及9大方面48个重大专题。“但在协调过程中，彼此的利益很难平衡，这就需要没有利益瓜葛的第三方机构的介入。”
作为《规划》的主体研究单位之一，中科院、北京大学等单位承担了《规划》在全国层面的整体方案设计。
“该方案处于《规划》的最上层，也就是说，如果相关利益部门方案和它发生冲突，就要进行适当调整，使其与《规划》衔接与协调。”樊杰说。
在《规划》即将问世之际，“四线”管控、海陆统筹发展、保护格局的分类分级、资源保障和资源节约集约等“七大亮点”也引来公众的广泛关注，但在有关专家看来，这些“亮点”并非新意十足，它更多的是一种现实的关照与强调。
以“反规划”为例，作为国外普遍采用的国家战略规划编制思路，“反规划”不是根据战略目标进行分解，而是根据资源环境限制进行编制，依据优化原则对未来生产力目标进行测定。“它只是一个方法上的问题，并不存在特别的新意，和之前强调的坚守底线原则大同小异。”
对此，樊杰指出：“《规划》之所以将它作为一个亮点提出，是希望当前海洋开发的热情能得到科学合理的调控，兼顾它的可持续性。”
“沿海地区目前的开发结构是混乱的。”樊杰强调，沿海城市开发规模比重过大为海洋生态和海洋资源的持续利用带来了巨大影响。此外，很多港口城市间缺乏功能的有效衔接和协调，造成了资源使用的重复和浪费。
“此次强调海陆统筹，就是要让中国真正进入蓝色经济和蓝色国土阶段时，还能留下更多可以利用的宝贵资源。”樊杰说。
